文•劉思成 葉森弦（廣州）
文•劉思成 葉森弦（廣州）
四柱命理學重大發現
關於四柱命理學大運排法的新論點
一．徐樂吾大師之煩惱
四柱命理學自唐朝李虛中開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在此過程中，歷代命理學家孜孜以求，為命理學的完善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時至今天，命理學依然不乏牽強之處，時而令我們不知所措，困惑異常。
泛舟於命理學海，時見狂風驟起，矛盾紛呈，各師各法，可謂“百家爭鳴”，大統無蹤。令讀者頭皮發麻。解讀一個命局，要考慮大運、小運、流年、神煞、胎元、命宮、納音五行、甚至有人認為要考慮到三元九運等等等等。而於即時斷命中，則避重就輕，牽強附會。專挑迎合事實的解法來遷就之，不合事實的則棄之不顧。反正只求撒網捕魚，不求一矢中的。可以考慮因素越多，靈活性也就越大。徐樂吾大師在他的《命理一得》序言中都很無奈地說：“予於取用，較有把握，而神煞則以真假雜揉。辨別匪易，腦力薄弱，不能盡記為憾。至於推測方法，最為靈活，人事萬變，推測之路亦萬變，抽蕉剝繭，層層無盡，常有顧此失彼太過不及之弊，偶有恰到好處者，則又絲絲入扣，毫髮無爽，經驗不足之弊病，無可自諱者也。”就連這位“沈潛好深思，終日手不停批，輒忘寢饋，十年以來所撰述之命理書籍甚夥”的大師都有此“萬變”之感，那旁人又如之奈何？古法靈活多變，用於命理又無實準，時而千里江陵一日還，時而逆水行舟踢到了鐵板。實在無奈得很。牽強附會就連命理大師徐樂吾先生都在所難免。韋千里大師在為徐樂吾評注的《造化元鑰》所作序中，毫不客氣地說“樂吾先生，雖然學問淵博，但其評注，間有牽強附會之處，不免乎硬湊而離題也。”樂吾先生也只得慨歎：“命理有極準者，也有極不準者。” 故而斷命總得用試探性的方法，而沒有十足的把握。就像臺灣命理學者宋英成所言，要通過客人的反映來把握“太極點”（即用神有沒有抓準）。這就使斷命之法缺乏科學性。沒有統一標準，方法不能重複使用，時準時不準。運用時閃爍其詞，察顏觀色，聽話聽音，見風使舵。不敢決然鐵斷。間或也有成竹在胸之勢，但也有大敗而回之時。如此之法，怎能服眾？
二．冬至交接之提出
命理之要津，在乎地日之關係。不瞭解地日之關係，則論命無準繩。
臺灣學者吳俊民的《命理新論》，提出了一個驚世理論：他以為，一年的交接不應以立春為界，而應該以冬至為界。他在他的《命理新論》中說：“年柱干支必須自冬至點開始更換——千餘年來古今命書，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以立春點（寅時）為年柱干支更換的終始點（這是一個算命不準的重大原因）。須知日干支創設與天地定位早在四千多年前，以後歷代因曆法不同，正月有時建亥，有時建子，有時建丑，有時建寅，這不過是一種行政上的法令，它只能使一般人四時作業更能與氣候適應，並不能改變太陽和地球的運行，所以對原來與天地配合的干支和其運行流轉，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改變的理由。我為糾正千餘年來的錯誤，經十餘年的反復思維與求證，認定從今以後，年柱干支必須自冬至（子正）點之時辰開始更換，千萬不可拘泥舊說，仍以立春點之時辰，為年柱干支更換的終始點……”
此外，他還列舉了十一條理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一、“歲始”於冬至，此系就北半球而言，乃自然曆也。“年始”為行政曆，乃人為也。世界各地古今不盡相同：如夏朝建寅，商朝建丑，周朝建子，秦朝建亥，其他各國亦有此情況。
二、學術界以“冬至一陽生”乃後天八卦《易學》之說。習俗中，不論本省、外省同胞，及海外華僑，均知“冬至拜祖後多一歲”，即基於此。周朝建子曆，又稱“王曆”。
三、歲、日周行軌跡，同始同終，為大小不同而已。《三命通會》論命干支源流曾加引述，謂最初八字可能為“四甲子”，歲日均以“子正”為交換點。
四、冬至後一個月又半，為建寅曆正月立春節。
五、《河圖》、《洛書》配後天卦，均從坎宮起數。各種神煞，亦多從子位起數。
六、地球北極圈及南極圈，一歲為一日，六個月白晝，六個月夜晚。為南北相反而已。
七、周朝王曆為子建曆，各地年建不盡相同，故《詩經》有“六月飛霜”之句。
八、陽曆冬至後十天為元旦，類似建子曆也。
九、每歲春夏秋冬與每日朝夕晝夜之“溫度曲線”亦大體類似。
十、每歲冬至後年柱變換，陽變陰，陰變陽，大運陰陽順逆，亦必改變。
十一、三元東、西命卦，其計算法亦必須以冬至為始終點，始免差錯。
對吳俊民此一說法，行家也曾騷動一時。後又不了了之。他們似乎反對無據，但用之也非全中。因此仍然是“抱殘守缺”，對吳俊民的提法“視若無睹”。
三．反對冬至交接的聲音
吳俊民此論於１９６３年出版的《命理新論》中提出，可從此後所出之四柱命理學著作，都很少提及此法。間或有提到的，也不敢直呼其名。只是隱晦地說“有的前輩先生，倡冬至分界，但據余經驗累積，配合流年、流月逼進法及地理堪輿印證，以傳統之立春分界無誤。”（司瑩居士所著《八字泄天機》中集）後了無居士在其《八字的世界》中，長篇論證冬至交接之不準。但通觀全文，其並未能於正面對吳俊民提出的十一條理據作出反駁，只是說：
既然八字祿命法到李（李虛中）、徐（徐居易）之後，才告完成。那麼，我們應該考慮到一件事：不管李、徐之前如何論命（即用年柱也好，納音也好，五星也好），反正是，在李、徐之後，程式已改，這套程式，應該是李、徐發明的，若頒給專利權，非李、徐師徒莫屬。
剛才說過，李、徐如何製作八字祿命法，已不可考，但我們以為既是他們所創，論命規則，必須遵循，不能另闢蹊徑，因為另闢蹊徑，論命便不準矣。李、徐發明的祿命法，自有其固定的推演格式，這種格式是獨立的，無論黃帝建元來建寅曆如何變更，都絲毫不受影響，我相信李、徐師徒早已把類似的差異考慮在內。
因此，不論黃帝以後，歷代如何，只要李、徐認為正月就是寅，而宋朝以後不變，我們就得以寅為正月，否則論命便不準矣。
同理，李、徐當初設計年柱更換的終起點為立春，後輩學者就必須使用立春交換年柱，否則，論命便不準矣。
從以上駁論來看，於吳俊民提出的十一條，自覺蒼白無力。其口口聲聲說“既是他們（李、徐二人）所創，論命規則，必須遵循，不能另闢蹊徑”之觀點，在下實不敢苟同。難道前人的東西必無訛誤？我們既不能質疑更不能改變？此種因循守舊之法要不得！這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四．癥結之所在
其實吳俊民既非輕率也非薄古之人，這從其著作《命理新論》中可知。但每一個有志於命理學研究之人，必會遇到“徐樂吾的苦惱”，吳俊民也不例外。其對冬至交接顯然是有過深刻思考的，並非空穴來風。但是，了無居士也非泛泛之輩，其敢於站出來反對吳俊民，當然也有其根據。從以上引文中，其重複使用了“論命便不準矣”一語，我們感覺他似乎抓住了冬至交接的弱點，於後面一連串以冬至交接的具體命例，一一進行有力的反駁……。
兩個都是大師，又同時執著而認真，可雙方之結論恰恰相反。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呢？依吳俊民論據，我以為“冬至為界”是科學的。眾所周知，命理學是一門“時間”的學問。命理學中的年月日時，是據地球繞太陽公轉和地球自轉得出，而與月亮以及九大行星均無關係（這可能也是命理學不能精準的原因之一，即未慮及月亮和九大行星位置對人類生時之影響）。命理學所言之“月”既不是陽曆的“月”，也不是農曆的“月”，而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餘的十二個階段。是指黃道十二宮，也就是按二十四節氣來定的。節氣與地日有關，與地月無關。
地繞日一周為一年，而每繞一周，區別不大。我們無從判斷何周為陽，何周為陰。因此用年干之陰陽定人命大運之順逆，於理不合。我們不禁要問，難道“陽年”地球繞太陽順轉，而“陰年”地球會繞太陽逆轉不成？這的確荒唐。那麼，這大運之陰陽順逆又該據何而定呢？
吳俊民先生雖然首開以冬至為交接點之先河，但卻沒能真正領悟到大運順逆排之根由。按吳俊民的說法，冬至後陽命變陰、陰命變陽，據此把大運作順逆排。但據我們實踐則只有乾造陰命變陽，順排大運能算準。而陽命變陰逆排大運則完全不準。反之，坤造陽命變陰順排大運能準；陰命變陽逆排大運不準。此其致命傷也!也是了無居士反駁冬至交接的理論根據。同樣是眾人對其學說“視若無睹” 之原因所在。因此確定大運順逆之要點，不在於流年天干之陰陽，也不在人之男女，而在於冬至一陽生和夏至一陰生。欲窮此理，須瞭解地日關係。
五．大運新排法之提出
地球繞太陽公轉，其中軸並非平行於太陽，而是以23度27分的傾角繞太陽公轉，因此產生太陽正照點於地球南北回歸線之間來回移動，使地球表面產生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當太陽正照赤道時，在北半球的節氣為春分或秋分，太陽正照北回歸線時，我們叫它作夏至，太陽正照南回歸線時，我們叫它作冬至。這使得地球在一年中，日照時間產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冬至是指從這天開始，白天會一天比一天長，而黑夜會一天比一天短。相反夏至是指從這一天開始，白天會一天比一天短，而黑夜則一天比一天長。這就是冬至一陽生和夏至一陰生的根本所在，也是解決大運順逆排的關鍵所在。只因生活於地球之上，不管男女，無論在哪一年出生，他們都只能受四季陰陽的影響，根本沒有“陰年”“陽年”的影響。影響這個陰陽的只有：冬至一陽生和夏至一陰生。傳統把男女命按“流年天干的陰陽”分別作順逆排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因為這個“年干的陰陽”無法體現在地日之關係上。因此它是不科學的。說到人之男女，就更沒有能力去影響地日關係了。人完全受天地之約束，於命理更是如此。所以，據人之男女而順逆排大運，也是不科學的。
其實，於玄學上對時間比較考究之奇門遁甲，就是以冬至和夏至轉換陰陽局的。易占(六爻預測學)中之陰陽升降生尅圖，也是以冬至和夏至為交換點。
六．舊法久存之原因
言盡於此，我以為大家對這個新論點，應有一個較深刻瞭解了。有機會的話，我們會用大量的命例來檢驗我們的這個推論。要用事實來說話。可能各位還有一個疑問，為何一千多年來，那麼多聰穎之士沒能發現此理？原因是：其一、按古法，百分之五十的命局沒問題，即與新法無衝突。就是徐樂吾大師認為“偶有恰到好處者，則又絲絲入扣，毫髮無爽”的那部分。餘下的百分之五十，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命局可“活解”。而剩下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徐大師認為“常有顧此失彼太過不及之弊”的那部分。同時也是引起吳俊民發現冬至交接的契機。其二、古法在上，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怨自己學問不足，不疑古法合理與否，缺乏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其三、論命者之於大運，多只論吉凶，不論現象。大運之六親十神，對命局之具體影響--能產生何等心性？何等現象？隱諱不談。因此也就爭取到"活解"那百分之二十五的命局。此舉大有投機取巧之嫌疑。其實，同是正印，不同的五行,表像和心性必有區別；同是正印，置於天干或地支，都會不同。論命不精，此原因之一也。當然舊法不準，經驗難取。因此左閃右避，"活解"一通罷了。
我以為有志於命理學者，不應泥古,要勇於創新。於新事物前，不該恐懼抵觸，應以廣闊之胸襟、科學之精神、嚴謹之態度，於實踐檢驗新學說之可行性。正所謂要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態度去發展命理學。把命理學推向一個更準確更完善的層次。其實，當今最頂尖之科學家，他們發現真理和定律的手段，也不是光憑邏輯推理所能產生。和斯蒂芬霍金一起研究黑洞及引力，於1988年共同獲得渥夫物理獎的英國天文物理學和數學家羅傑彭羅斯教授，在他的大作《黃帝新腦》中這樣認為：以演算法來獲取真理的手段是非常受局限的，在任何一個形式系統中，總存在不能由公理和步驟法則證明或證偽的正確的命題。一言以蔽之，世界萬花筒般的複雜性，不可能用可列的演算法步驟來窮盡。靈感和直覺在發現真理方面比邏輯推導重要得多。可見，科學家們在發明科學理論的過程中，也是憑藉靈感和直覺去捕捉真理，然後再用邏輯推理來證明這個靈感的可信性。他們尚且如此，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如此呢？當然，我們也反對無的放矢!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