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乃濟 
文•劉乃濟
陳佐洱投筆從政
大陸開放改革後不久，海外讀者都很渴望知道更多國內的情況。我任職香港特派員的新加坡聯合報和吉隆坡中國報，都要求我多些報導國內的狀況。若是倚賴香港報紙的二手新聞，星馬的讀者不會滿足。
於是，我向一位相識多年的朋友求助，他當時是香港中國新聞社（簡稱中新社）的副社長。得到他的幫助，我獲得一些資料，寫了幾篇特寫，發表後拿給他看，並感謝他的幫忙。
有一天，朋友約我見面，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中新社的北京總社，看了我在星馬報紙的特寫，特地邀請我去國內作全面性的訪問，全程由他們招待及協助。
這個訊息來得很突然，我實在想不到會有這樣的好機會。經過考慮以後，覺得自己的時間不足以應付那麼悠長的行程，便提出只選擇一個地方，作為訪問目標。朋友向上級請示之後，認為沒有問題。
究竟選擇那裏作為訪問目的地呢？我向報館高層請示。他們提議我到福建去，因為星馬兩地福建人很多，他們都很想知道家鄉的近況（這兩家報紙的老闆都是福建人，可能包括他們在內）。吉隆坡的中國報還寄來一張匯票，作為我在旅途上的特別開支。
中新社的安排，真是十分週到。這天，我乘搭直通火車去到廣州（當時每天只有一班），車站上有人舉起紙牌，上面寫著我的名字。來接車的是廣州分社的兩位職員，他們帶我去吃午飯，然後送我到白雲機場。而且，他們早已替我買好了飛往福州的機票。
到了福州機場，有一男一女舉著紙牌來接機。交換過名片，他們是福州分社的社長李捷和秘書蘇靈犀女士。李捷在當地人面很廣，在他聯絡之下，我訪問了福建省的黨委書記、秘書長和財經機構多位領導人。又遊覽了武夷山，參觀過彰州的女排基地和廈門特區及鼓浪嶼等，行程長達十多天。最後仍然回到福州，因為李捷安排了一個座談會，邀請了福州的傳媒界，包括電視台、電台和報館同業，由我講述海外傳媒界的情況。
在福州，除了李、蘇兩位，還認識了兩位同業。一位是福建分社的副社長賴祖銘，他也是國內著名的攝影家；另一位是剛卸任福建分社社長職務的陳佐洱。他的年紀不大，但國內的習慣，把舊上司叫做老社長。
我們是一見如故，坦誠相交。陳佐洱出身於書香世家，父母都是大學教授。他是大學外文系畢業，翻譯過多本外國文學名著，領導中新社福州分社亦已幾年。由於福建省是僑鄉，與台灣僅是一水之隔，戰略地位重要，因此福州分社無疑是全國各省分社的龍頭大哥。
在我去福州之前，陳佐洱接到通知，調上北京總社擔任台灣部主任，福州分社的社長職務，由首席記者李捷接替。
陳佐洱接到調職通知後，十分煩惱。因為他的弟弟陳佐湟是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指揮家（我曾經和他在深圳見過面，因為他行色匆匆，只是同吃了一頓午飯），時常在國外，父母則由陳佐洱照顧。老人家在福州住了幾十年，去到北京，是否能適應當地的生活呢？陳太太是福州公立醫院的醫生，要申請調往北京，也會有一番周章。
最大的煩惱，郤是當時台灣方面還未開放人民前來大陸，北京總社的台灣部無事可做，陳佐洱調任到北京去做台灣部主任，無異是投閒置散，就好像俗語所說的「擺咗上神樓」。他是個勇於任事的人，對於這次調職，實在很不開心。
我的訪問行程將告一段落，歸期在即。對於這群好友的殷勤招待和在工作上的落力協助，很想表示一點感謝的意思，便和蘇靈犀秘書商量，打算設宴請客答謝大家。
蘇女士替我安排在福州市最有名也最古老的福州酒家設宴。她的尊翁是福州市的前副市長，老人家在地方上很有面子。於是由蘇秘書出馬，央請一位已退休的老師傅，特地為我們這次敘會來掌廚，專門做一味福建名菜佛跳牆。我預先把一千元人民幣交給蘇秘書，若是不夠便再補上。豈料這次晚宴的開銷，只是五百多元而巳。當時內地的物價，還是很便宜的。
席間我說了一些看相的事，以助談興。由於陳佐洱遠行在即，大家慫恿我替他看相，預測他今後的運程。
看陳佐洱的氣色，發覺他此時不但是驛馬星動，而且須易地為良。於是我對他說：「這次北行，對你來說，是大吉大利，有著意想不到的機遇。別人擔任這個職位，那是無可作為。你郤不一樣，到職以後，就會突然忙碌起來，責任非常重大。」
大家都半信半疑的望著我，因為他們都很熟悉社內的業務情況，實在想不出這個冷衙門，怎麼會突然熱鬧起來呢？他們提出疑問，我解釋說：「看相是不講道理的，因為世事多變，我只是依相直說而已。將來事情的發展，是否如我所說的那樣？就要看事實給答案了。」
我繼續替陳佐洱看相，說：「你這次去履任新職位，雖然忙碌，事情也做得很完滿。不過，這個職位郤做得不長久。……」
有人打斷了我的話：「既然事情做得很好，又怎麼會職位做不長久呢？是不是論功行賞，老社長會昇職，那就值得可喜可賀了。」
我搖頭說：「這是一個新奇的機遇，與原來的職務無關。」
陳佐洱也問：「是甚麼機遇？」
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總之，這個機會來得很突然，連你自己都想不到。」
就在大家諸多忖測的時候，我再仔細端詳陳佐洱的面相，突然有所發現，便說：「會不會是下海做生意呢？」陳佐洱說：「我不會去做生意的，因為我對於數目字沒有興趣。最好就是看看書，寫寫文章。」
我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將來的出處，即使不是做生意，亦可能與經濟方面很有關聯，你對數目字沒有興趣，可是數目字偏要來紏纏你。」
「真的是那麼奇妙嗎？」大家都覺得看相這玩意很有趣。
有人又問：「老社長以後的發展怎麼樣？」
我說：「請原諒我依相直說，座上各位的前程，都沒有你們的老社長那麼好。正如俗語所說的，各有前因莫羡人！」
陳佐洱顯然很受到工作夥伴的愛戴，大家都說，希望我能看得準，大夥兒還舉杯恭祝老社長今後鵬程萬里。不過，我也看得出來，這次替陳佐洱看相，席上各人都只當作是飯後的餘興節目而已，沒有人會把我的話放在心上。
以後，我曾經多次再到福州去。因為星馬一些有錢的朋友，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報導以後，他們想回到家鄉投資，便把我當作盲公竹。所以，我和福州中新社的朋友亦時有聯絡，因此，亦獲知陳佐洱去了北京以後的狀況。
北京總社的台灣部主任，當時確實是無事可做。可是，在陳佐洱接任之後不久，就要接受一次沒有前例可以參考的挑戰。兩個台灣記者向東京的中國大館申請了台胞證，不惜違犯台灣的法例，偷步前往大陸訪問。由於新華社官方的色彩太濃，接待的責任便落在中新社的身上。
陳佐洱既然是台灣部主任，接待台灣記者來訪問，當然是責無旁貸。來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台灣自立晚報政治經濟研究室主任李永得，女的是研究員徐璐。他們是老練的新聞闖將，在台灣亦略有名氣，今次更是有備而來。人還未到，台灣傳媒已經把新聞炒得很熱，國際傳媒的目光亦注視著他們的行動。
陳佐洱以熱情的態度款待來客，讓對方感覺賓至如歸，還要盡力替兩位來客聯絡他們想訪問的人物，和安排他們想去看的地方，但也不能讓他們越出某種政治上的界線。至於如何才能控制得準確，這就要考驗陳佐洱的才幹了。
兩位台灣記者從北京跑到上海和廣州，又跑到廈門，到處接受傳媒訪問，大出風頭。他們以為這次訪問是自由行動，可以深入民間，其實他們的所有活動，全都在陳佐洱和他的團隊掌控之中。
兩個台灣記者最出格的一次行動，便是要撇開主人家，獨自僱車深夜前往探訪寡婦村。害得陳佐洱要連夜行兵調將，在他們完全不覺察的情況下，沿途保護他們的安全。這兩位台灣記者回去以後，還大寫文章夸夸而談，說自己夜探福建寡婦村時是如何的英明神武。
北京總社大興土木，建造了兩座辦公大樓。這時候，香港回歸的日期接近，國務院開設了港澳辦公室，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辦公地方，便向中新社情商，借用其中一座大樓。自此以後，中新社與港澳辦公室便比鄰而居，兩個機構的人員同在一個門口出入。
港澳辦公室是新成立的機構，必須羅致適當的人手。因為在職務上，時常要與英國官員打交道，具有相當英語程度，而又具有與人交往豐富經驗的人才十分難得。由於時常見面，副主任李後便和陳佐洱熟悉起來。在處理台灣記者來訪的事件上，他很欣賞陳佐洱的才幹，加上陳佐洱的英文造詣高深，便有意借助他的長才，問他肯不肯過來幫忙？
當時台灣部真的是個冷衙門，陳佐洱正有著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苦惱，對於李後的邀請便大感興趣，何況這種新工作是才能的大挑戰，於是答應了下來。最初是以借用的方式，李後邀請陳佐洱過來做他的秘書。不料這次借用，便變成「劉備借荊州，一去不回頭了」。自此以後，陳佐洱便投筆從政，傳媒界少了一名健將，政府郤多了一個能幹的官員。
陳佐洱從政之後，真是青雲直上。他在港澳辦公室從秘書昇到副司長，到第二司司長，到第一司司長，到副主任，到第一副主任，只是十多年光景，他的官位己超越了當年的老上司李後了。
他又是傳媒界最歡迎的人物，因為每次訪問他，都必會有所收穫。他的每次發言，都很精確，言中有物，矢必中的。例如「車覆人翻」這種警句，使人印象深刻。有人詫異他與傳媒對話時，態度那麼從容，說話又那麼有條理。道理很簡單，他本來就是傳媒界的老大哥嘛。
香港是個經濟城市，作為港澳辦的官員，當然要熟悉香港的經濟情況，陳佐洱在這方面，確實下了不少工夫。有一次，他來香港開會，住在新華社宿舍，打電話約我見面。我駕車載他到山頂餐廳喝茶，我們的談話便以香港經濟為題材。在幾個鐘頭裏，我把香港的對外貿易、金融市場，銀行印鈔等情況，盡我所知，罄懷告訴，他也聽得津津有味。
我忽然想起，當日替他看相時，曾說過他的工作會與經濟有關聯。他也沒有忘記我說過的話，覺得世事的變化，確實很奇妙。
可能有人把我替陳佐洱看相的事，作為茶餘飯後談話的材料，很快便傳遍了整個中新社。廣州分社的社長在調任澳洲之前，約我到深圳看了一次相。北京總社的採訪主任（現在已昇任總編輯）郭招金來香港公幹，特地約我到香港莊士頓道的中新社，在會客室替他看了一次相。
韶光易逝，轉眼已是十多年了。當年的好友李捷，已辭職去了美國，蘇靈犀去了日本，賴祖銘亦已退休，在香港從商。就只有他們的老社長，仍然在官場上春風得意。「各有前因莫羡人！」這句話真是很有道理。(全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