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樹松 
上海，這個位於北緯31度左右，東經121度左右的國際大都市，雖歷史久遠，但真正的名於世應該才有幾百年的歷史。據史載公元1291年，即元28年才正式以「上海縣」建制名世。至明上海逐漸成為「東南名邑」，在清盛時期已成為「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8年，上海擴建迅猛，轄區擴至建國初期的十倍左右，一躍成為我國最大的、而且是舉足輕重的城市。上海居我國大陸海岸線的中心，又是長江流域的門戶。改革開放後，上海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至今上海已經發展成為面積約6300餘平方公里，1600餘萬人口的國際「明星」城市，承載著我國航運和金融中心，以及經濟中樞的重任。
上海的地質結構屬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一部分，地貌形勢除西南部有少數丘陵山脈外，全為坦蕩低平河網密佈的平原，平均海拔高度為4米左右。上海自名世後，幾百年來的發展史，雖有「磕跘」，但給人的印象是以「平穩」見長。
任何事物的發展，總不能永遠是一帆風順的。不經風雨洗禮的事物也不會有持續挺進的恒動力，「風雨」是事物發展建立新的平臺的機緣和動力，只有經過風雨洗禮的事物才具有生命的新鮮活力，才會愈發展愈壯大起來。一個城市的發展歷程也是這樣。其實，運氣的力量就具有這種規律，「風雨」就是運氣的低潮且具有風險的階段，也可以說是夯實運氣基礎建立新的發展平臺實施巨大付出的「痛苦」階段。筆者在2008年初《戊子亂談》中說到會發生的強烈地異現象時特別的闡明了一句「東南部部分地區（尤其淞滬地區）也不得不慎。」事實證明5·12汶川大地震確實波及到上海地區。筆者在今年初發表的《烤夾生的牛肉——己丑年的提示》中說到地異災變時又進一步闡明「淞滬（自己丑始，往後幾年之內，萬不可再建高大建築，原有高建當盡力加固防危）……」而筆者在《中國，運來遷都正當時》文中，上海也沒有列入陪都之中。這不是偶然的巧合，筆者之所以「點到為是」的提到上海，是因為筆者以為（簡述）：
自2004年前後，地運開始轉化為八運的時候，主導上海運氣的星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由原先的強勢星運隨著地運的轉化而轉為逆勢和頹勢星運，巽位進氣口正氣發生壅滯，使上海的運勢進入一個逆阪走丸的時期。
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將來解密的時候或許有釋此疑的內容），新中國建立後上海的迅猛發展無形中建成了首都北京風水大局的「案山」，上海與北京在強勢運氣時期貫通一氣，南北相應，同呼吸共命運，一齊鑄就中華大業。而今，依筆者陋見北京首都運退，上海自然也不會獨案孤撐。
筆者在2004年6月《八運風水話濟南》一文中說到「東南部區域屬退運區域」，同樣也應用於中國版圖的東南方位。根據上海的運氣推斷，筆者以為在八運中（2004至2023年間），上海的發展不盡人意，綜合狀態事與願違，或恐是處在易發不測並首當其沖的不利地理位置，對此不得不慎。尤其是2009年至2018年間，更是重中之重的時段。上海的發展應當守成緩進，切不可憑感情意氣躁動冒進，爭一時之快。否則，後悔不及。八運中的上海猶如在淺水中逆水航行的巨輪一樣，稍有不慎便有擱淺的危險。遲至八運末年，才會逐漸回緩。在此，有人會提出質疑上海和南京同屬一個區域，為什麼南京會成為筆者所說的陪都呢？（朱樹松·中國，運來遷都正當時）這就牽扯到風水「個體」的原因——上海、南京雖在一個大區域，但在區域中方位不同，地勢更有差異。上海為反運的沖積平原，南京則為可以應八運而後九運的
「山巒環抱，虎踞龍盤」。南京為都，雖歷代王朝多不「長命」，但在筆者所言的陪都架構中，南京作為陪都「運氣的力量」還是綽綽有餘的，所以結論不同。
風水的理論是人的理論。「任何一門學問都是人為了『人』『自身』的利益去研究、去創造，從而使學問更好的為『人』去服務，使『人』得益於自己的研究與創造。」（朱樹松·2002年1月·《我看數術》）人的運氣是和地運互相作用的。
先有吉人後有吉地是風水理論的內核。吉人在吉地，如魚得水，凡事遊刃有餘，事半功倍。吉人在背運之地，卻如陷泥潭，事倍功半就已經是「上天賞賜」了。而大運相逆的人在背運之地，情況會更加糟糕，輕則前功盡棄，甚至結果相反。順運而安不無道理。
令人可喜的是，上海 「逆阪走丸」 的否運，到九運便會結束。從九運始，上海地運可因國運的強盛而回升，還會重振雄風，發展迅猛，一展「東方明珠」的輝煌。屆時又會令國人、世界刮目相看。但終究與「國都」「錯位」，雖領先發展，卻不能成為「陪都」。遺憾！(本篇完，執筆於2009年5月18日於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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