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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決定命運？’此話聽起來似乎甚為荒唐，但多項統計顯示，人的一生與其出生時間的確存在某種神秘的關聯。例如，某些月份出生的人當律師的比例明顯高，某些季節出生的人較長壽。”這是在2011年十•一國慶假日期間，筆者讀到的一些主流網媒和報刊如同發現新大陸一般驚奇而大力宣傳的“科學新發現”。說的是，現代科學家研究發現了“人的生日能決定人的命運”。這又使筆者聯想起了2010年秋天，諸多媒體報導的世界上科學家的新發現，在母腹孕期的九個多月裏就能決定人的一生一樣的無知，令人可笑和少見多怪。真不知道這些科學家，還知不知道地球上有一個國家——中國。更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大肆報導並為之搖旗呐喊的的中國媒體，你們難道不知道自己的先輩們的這些“發現”要比你們現在推崇的西方現代科學家的發現早兩千三百餘年嗎？！
現代科學家的“發現”，只不過是用了現代的一些所謂西方時尚的科學辭彙罷了，中國的命理學早就有此定論。與中國命理學相比，現代科學的新發現真是顯得幼稚、膚淺、粗糙和單薄。這遲到的科學“新發現”，對生日的研究還處在懵懂的、模糊的皮毛狀態，相差命理兩千三百餘年，卻被當今的一些國人隨著世界西方的一些愚昧人群的喊聲譽之為先進，真不知這些國人還有沒有一點“血統”上的傳統文化的意識。
中國的命理學理論，是基於演示人與自然的統一之道，屬於易學研究的範疇，是“立體”涵蓋人生的一門綜合性學問。它可從獲得的人的準確的出生時間、地域等記載的數字中，推測出與生日人有關的人和事物的前身後世，以及生命的發展過程的縱橫上下際遇與結果。命理學始於兩千三百多年前的戰國時代，由“出自蘭野，幼慕真風；息一氣以凝神，消五行而通道。”的珞琭子首創，隨之漸興。時至漢代，研究深廣，能人輩出。但漢時研究命理的人士，大都是因“玄”述而不著，多成口傳，但也已形成口傳體系。漢王充在《論衡》中便有多篇記載人事及論述命理的章篇，其他史書中也多有對命學人物及事例的記載。後經歷史發展中的實際應用、推衍發揮與逐步取捨完善，至唐代便形成明確而較為完整的理論文字體系。再至宋代及其以後得以充實臻美完備，遂蓬勃發展至今。歷史上以命理學預測的能人、高手、大師，層出不窮，此不一一贅述。
命理學是根據人的生辰去推斷人生綜合性運氣的學問。命理學又稱“八字”“生辰八字”“四柱”“子平術”“子平命學”或簡稱“子平”。命理學是以人生年、月、日、時，附與具有陰陽本質，能代表天地萬物的天干地支為運氣之源，來推演人生過程吉凶福禍的整體性學問。現已應用到其他諸多領域，也成為現世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門生活指導法則，是現今最為盛行的預測方法之一。命理學的預測理論與方法，現已應用到其他諸多領域，而且都有明顯且滿意的推論驗率。如氣象預報、地異災害、疾病戰爭、國家及世界流年運氣等。但是，現實世界多因推崇現代科學（西學）的原因，命理學雖應用範圍日趨廣大，影響日漸深遠，甚至在某些意義上不可或缺，卻仍處於非官方的民間主流位置。好的是在世界進入元運八運後，由於東方崛起運氣的凸現和西方運氣的逐漸衰敗，作為東方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命理學隨著運氣定會異軍突起，為今後世界發展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一點，在現在世界主流文化東移的趨勢裏已經明顯的顯現出來。
命理學把人出生的年、月、日、時，稱為“四柱”，以四柱干支和命宮、胎元、大運、小運、流年、月令等所屬干支的陰陽五行及納音（陰陽五行）的生克制化原理來推斷人生及事物發展的吉凶順逆。命理學早興之時，以年為主，至五代宋初，便有“子平”（五代宋初由於徐子平的發展與完善，命理學得以進入成熟完備階段。後人以《子平》而紀念之）以日為主。辨定“六親”（又稱“十神”。今人多言“六親”實五，謬也！實際上是忘掉“自己”亦為一親。沒有自己，“五親”何立，豈不是妄談乎？），首取用神，以察五行平衡之機，於機要處推斷吉凶災祥。至今，尤其港、台等地區的研究應用，拓新立異，各有其長，領先於內地。在向世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潮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主力軍作用，是值得國人讚賞和學習的。命理預測是當今預測學中的核心之學，並廣泛流行於日本、東南亞各國，以及世界上所有“華人圈”等。筆者所著《秘訣集注》、《生日乾坤》等，遵古不泥，觀點新穎。發人之未發，見人之未見，行人之未行，不循舊徑，緊踏時代步伐，領異標新，多有建樹，在研究與實踐應用中另闢蹊徑。另外，中國傳統的星占、六壬、太乙、奇門、風水等學說也都與命理學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脈關係”。
現代科學家也認為現實中的“人們對生日與健康之間關聯的瞭解更多還停留在表面。西澳大利亞大學神經精神醫學專家丹尼爾•羅克帶領的研究團隊發現，春末和夏季出生的人比晚出生6個月的人衝動機率高10%至12%，但是不清楚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其實，這一現象的原因從命理學上就很好理解。因為，春末和夏季出生的人，生在木火旺相（共性）的時間段中，自然就缺少水的潤澤。少水潤澤，必然火燥，火燥則會引起“衝動”，所以，就易出現所謂的“衝動”現象。至於幾率的高低，筆者不敢妄說，但應因人而異。筆者還是奉勸熱衷於對生日研究的科學家們，最好能一頭紮在中國命理學中研究一番。
命理學不是科學，命理學的應用不像西方科學那樣“一概而論”。命理學的應用，是要因人、因時、因地、因事等而有區別的，最為主要的就是事物整體的個性應用。而現代科學的新發現卻像是一個肢解了整體事物的“殘廢”，且是籠統的、普遍的、一概的共性說明，和一些中國民間的那些“萬事不求人”樣的預測遊戲差不許多。如《生日決定命運•月份的玄機》文中所言：
1月：全科醫生和討債人比例高於平均數。當月人物：英國王妃凱特•米德爾頓。
2月：出交通管理員和藝術工作者，不太出物理研究員。患病幾率與一月類似，另外發作性嗜睡症患病幾率稍高。當月人物：美國電影《亂世佳人》男主角克拉克•蓋博。
3月：飛行員比例高於平均數。英國國家統計局統計中，1644名飛行員出生在3月，1391名出生在6月。當月人物：進入太空第一人，蘇聯人尤裏•加加林。
4月：此月出生的人患多種疾病的概率都較高。智商平均數比秋天出生的人低。不過，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亞就出生在4月。
5月：雖然英國足球巨星貝克漢姆出生在這個月，但統計顯示，出生在這個月的體育明星遠沒有9月多。這個月出生的人比前幾個月出生的人患病幾率低。
6月：這個月生人預期壽命比平均值短3個多月，誕生的企業高管略多一些，全科醫生略少一些。當月人物：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
上述之文，不難看出“新發現”中所透出的“月份玄機”是多麼籠統、一概而論且又模棱兩可和含混不清。因此，筆者敢斷言，這個新發現對於命運預測的驗率應該是可笑的——起碼現在是這樣——但按照現在新發現的現代科學“分解式”研究，也不會能與中國命理學的預測功能相提並論的，更難以說上媲美。
中國命理學能斷生死。清末民初的徐樂吾，生前是中國命理學界的著名人士。他在50歲前，就根據自己的生辰命局分析出命運終止的時間，他斷言：“流年61歲丙戌，62歲丁亥，沖命，火又被泄克，壽元至此而終。如61歲不死，當至63歲戊子年，決不能延至64歲的己丑歲，因戊子乃大水局故。”這一斷言，在他去世後的另一中國命理學界的著名人士韋千里的《呱呱集》中，關於徐樂吾八字命理按語裏得到證實：“樂吾先生，固以心臟病不治，而死於63歲戊運戊子年。”
“此事不好辦，趕快上醫院。一周之內見分曉，但願度過鬼門關。”這是筆者在2011年9月30日晚看完一個牙醫好友母親生日後，於19點52分從手機上回復給牙醫關於他母親近日身體不適的答案。明眼人一眼就能讀出其中的玄機。筆者是忌諱一個字的，那個字從不在筆者為人的命運決斷中出現。後，果然在10月6日淩晨，牙醫的母親突然病危不治，駕鶴西去。悲夫！
中國命理學較之現代科學，還有它的預測廣泛性、關聯性，可以從中瞭解到“上下三輩人”的情況，也可用於世界、國家及地區的預測。尤其是對人生的預測，命理學超然於科學之上，是現代科學望塵莫及的。筆者一社會地位很高的友人，相交甚篤。在2003年的一次談笑中，筆者根據友人的生日斷定他的父親不是親生。友人聞後，面目凝重，談笑嘎止。隨即與筆者單獨于另室，竊語道：“老兄，我父為繼父，從不與外人說，就連我愛人也不清楚。”後來的2008年，友人繼父病重，有求于筆者，以便提前作個準備。但他及家人和他繼父自己都說不清繼父的真實生日（原過的生日是自找了一個認為吉祥的日子），筆者只好又將友人兒子的生日問清。從友人和他兒子的生日中，筆者告訴他，在當年中秋節前後當有悲泣之事。後果于舊曆八月其父升天。
1998年4月24日，即基裏延科上任俄羅斯總理的當天，筆者在國際輿論一片看好的氛圍裏，根據媒體披露的基氏生日（無時辰）即斷定其位坐不長，後於4月30日將推斷撰文，並郵寄香港，發表在1998年7月香港《新玄機》。文中說：“（指基氏）難免失位之虞。近則年內，遲至庚辰，難避其厄。”後果如此，于當年8月24日匆匆下臺。對此，內地《都市發展報》於1998年9月7日發表了署名崔德昌的《朱樹松一語定乾坤》的評論文章。
至於上世紀後期聯合國秘書長人選、海灣戰爭的爆發時間、世界一些國家的政壇變化……以及今春的日本大地震，春節前大旱中濟南的第一場雪……等等，等等，一系列以命理學理論的準確預測……好了，不再多說了，筆者只是再強調一下，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這是中國命理學的絕妙功能！現代科學家們或許不會相信，但事實終歸是事實，試想一下，被譽為“先進”的科學新發現能如此準確的下斷語嗎？
還要值得一提的是，人的命運中的子女，及其子女的出生年月也是一個定數。《生日決定命運•探尋個中緣由》中說：“我們總是關注怎麼生孩子，卻不太注意什麼時候生。”在這裏，筆者要說了，什麼時候生取決於什麼時候懷孕，而什麼時候懷孕卻是命理學中的定數，並不是想懷就能懷上的。對此，筆者就不多敍述了，只是再贅述上一句，無論哪個月懷孕，到生產時，不到迫不得已，千萬不要剖腹產！
筆者不反對也不排斥現代科學，現代科學的初衷是想為人類造福的。但因為現代科學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研究，與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相比較，存在著很多無法顧及，或根本不顧長遠結果的急功近利。科學的利益與負面影響過於明顯，越是所謂科學先進的東西，它的負面影響就越大。真可謂“福兮禍相隨”是也。科學的結果總是偏頗的，單向的。與其說科學造福於人類，倒不如說科學同時也禍患於人類。比如，武器、戰爭、環境污染……。世人應該認清這個問題，絕不可以在這個問題上“隱惡揚善”，唯科學是舉。否則，世界不可想像——而現實世界卻正在走向現代科學初衷的反面，而且還不自知……
現代科學在對人生的預測方面，雖然有了前面所述的不成體統“新發現”，也無法填補其對人生預測的“空白”狀態，更根本談不上與中國命理學的比較。現代科學不是不可以預測事物，但擺脫不了局限在現代科學把事物整體切塊分解研究的方式方法，所決定的現代科學不能顧及全面的片面性。而現代科學預測也只能是預測某些事物最近的將來，比如氣象預報（不管准驗率）等，而且還是反正兩方面模棱兩可的論證，讓人找不到明確的方向與答案。但是，不管結果準確與否，現代科學都是理由的佔有者，永遠處於“不敗之地”。這樣能行嗎？答案肯定是：否！可是，現代科學的預測，實實在在的就是這樣盛行于現世的。所以，筆者認為，在預測“生日決定命運”這一問題上，還是中國的命理學“先進”。儘管預測結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準確，這實際上是應用者的水準與功利問題在主要作怪，是不能完全怪罪于命理學這門學問的。再說，任何學問的應用，由於人的因素干擾，任何結果能達到百分之百也是鮮見的，或是不可能的。只要它的驗率極高的佔據絕對值就可以了。就如唐代文豪韓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中說：“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榮。學無所不通，最深于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幹，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對於如此的高精驗率（當前命理學界的預測高手，不乏其人，雖屬鳳毛麟角，但準驗率或可與李虛中比肩媲美），在人生命運的預測上，現代科學的預測是無法與之比較的。
筆者以為，命理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知命理學，就不能真正的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真正的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給世界帶來的奧妙與福祉！
（請參閱筆者《一個早先就有的科學新發現》，以及筆者網站中的《中醫亂彈》）
(本篇完，執筆於2011年10月13日於濟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