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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劉乃濟 

 

時間是最佳證人

 

 

 

 

    陳佐洱由女兒陳曦、陳晴陪同,主持著推介會

      無論看相還是算命,都會分為前運與後運。前運是以前發生過的事,後運是以後才會發生的事。時常聽到有人說:某大師說的前運很準;惟是後運,便不是那麼靈驗了。

    所謂後運,可以是在三兩日後立刻發生的事,亦有可能要等到三兩年、甚至是十年八載之後才顯現。後運是否說得準確,畢竟需要時間來證明。所以說,時間是最佳證人。

    忽然提起這個話題,是因為最近在電視和報紙新聞中,看到了一位違隔多年的老朋友陳佐洱。他這次從北京到香港來,是推介新著《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在這本書中,透露了香港回歸前,他作為中方代表,所經歷許多不為人知的談判秘密。

    認識陳佐洱,已是廿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去福建省採訪,得到福州中國新聞社的協助。那時候,陳佐洱剛卸下福州中新社社長的職務,被調往北京總社擔任台灣部主任。當時我曾經為他看過相,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陳佐洱投筆從政》,刊登在2005年11月出版的《新玄機》雜誌。現摘錄其中片段:

    陳佐洱接到調職通知後,十分煩惱。因為他的弟弟陳佐湟是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指揮家(我曾經與陳佐湟在深圳見過面,因為他行色匆匆,只是同吃了一頓午飯),時常在國外,父母則由陳佐洱照顧。老人家在福州住了幾十年,去到北京,是否能適應當地的環境呢?陳太太是福州公立醫院的醫生,要申請調往北京,也會有一番周章。

    最大的煩惱,郤是當時台灣方面還未開放人民前來大陸,陳佐洱調任到北京去做台灣部主任,無異是投閒置散,就好像廣東話俗語所說的「擺咗上神樓」。他是個勇於任事的人,對於這次調職,實在很不開心。

    十多天後,我的訪問行程告一段落,歸期在即。對於中新社同業的殷勤招待和在工作上的落力協助,很想表示一點感謝的意思,便和蘇靈犀秘書商量,打算請吃一頓飯來答謝大家。

    蘇女士替我安排在福州市最有名也是最古老的福州酒家設宴。她的尊翁是福州市的前副市長,老人家在地方上很有面子。於是由蘇秘書出馬,央請一位已經退休的老師傅,特地為我們這次敘會來掌廚,專門做一味福建名菜佛跳牆。我預先把一千元人民幣交給蘇秘書,若是不夠便再補上。豈料這頓晚宴的開銷,只是五百多元而已。當時中國大陸的物價,還是很便宜的。

    在席間,我說了一些看相的故事,以助談興。由於陳佐洱遠行在即,大家慫恿我替他看相,預測他今後的運程。

    看陳佐洱的氣色,發覺他此時確實是驛馬星動,必須易地為良。於是我對他說:“這次北行,對你來說,是大吉大利,有著意想不到的機遇。別人擔任這個職位,那是無可作為。你郤不一樣,到職以後,就會突然忙碌起來,責任非常重大。”

    大家聽我這樣說,表情都是半信半疑,因為他們都很熟悉社內的業務情況,實在想不出台灣部這個冷衙門,怎麼會突然熱鬧起來?他們提出疑問,我解釋說:“看相是不講道理的,因為世事多變,我只是依相直說而已。將來事情的發展,是否如我所說的那樣?那就須要事實來給答案了。”

    我繼續替陳佐洱看相,說:“你這次去履任新職位,雖然會忙碌一陣子,事情也做得很完滿。不過,這個職位郤做得不長久。……

    有人打斷了我的話:“既然事情做得很好,這個職位又怎會做不長久呢?是不是論功行賞,老社長會昇職,那就值得可喜可賀了。”

    我搖頭說:“這是一個新奇的機遇,與原來的職務無關。”

    陳佐洱也問:“是甚麼機遇?”

    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總之,這個機會來得很突然,誰都想不到。”

    就在大家諸多忖測的時候,我再仔細端詳陳佐洱的面相,突然有所發現,便說:“會不會是下海做生意呢?”陳佐洱立即回荅:“我不會去做生意的,因為我對於數目字沒有興趣。最好的生活,就是看看書,寫寫文章。”

    我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將來的出處,即使不是做生意,亦可能與經濟方面很有關聯,你對數目字沒有興趣,可是數目字偏要來紏纏你。”

    “真的是那麼奇妙嗎?”大家都覺得看相這玩意很有趣。

    過了不久,陳佐洱便去北京履任新職。他的座位還未坐熱,便遇到台灣記者李永逹和徐璐“偷步”去大陸訪問。由於兩岸媒體的目光都聚焦在此事上,陳佐洱這個新任台灣部主任,便忙得不可開交。這正好應驗了我為他看相時所說的:“這次北行,對你來說,是大吉大利,有著意想不到的機遇。別人擔任這個職位,那是無可作為。你郤不一樣,到職以後,就會突然忙碌起來,責任非常重大。”

    當時我又說過:“這次履任新職,雖然忙碌,事情也做得很完滿。可是,這個職位郤做得不長久。這番話曾引起他的同事質疑,認為沒有道理。我當時的回答是:“看相是不講道理的!”

    兩個台灣記者走了之後,陳佐洱這個台灣部主任便又清閒下來了。恰巧新成立的港澳辦事處,借用中新社新建成的大廈做辦公廳,港澳辦事處副主任李後時常與陳佐洱碰面談話。他很賞識陳佐洱的頭腦清晰,由於從事新聞工作,具有國際觀念,英語又說得好,正是與英國佬交涉的優秀人材。看到陳佐洱現時那麼悠閒,便邀請他過來做秘書。陳佐洱此時正是悶得發慌,也樂得有事可做,便不做新聞記者轉行去做官。這一次人生路程的轉變,陳佐洱官星高照,扶搖直上,到了香港接近回歸之前,他的官職是“港澳辦事處常務副主任兼中英聯絡小組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在中英代表談判桌上,他坐在中方這一邊的中間,而且是面對著英方首席談判代表鮑雅倫的那個座位。

    我還未買到陳佐洱這本新著,但新書的許多重要內容,已經被報紙揭露出來。看到這些內容的片斷,我不禁拍案說道:“最佳的時間證人,終於到來了!”

    看到報紙摘錄陳佐洱新著的片斷,才知道這位本來與香港沒有一絲半縷關係的老朋友,在香港回歸祖國的緊要關頭,郤為香港人做了那麼多重要的大事。為了向港英政府爭取留下龐大數目的儲備金,又為了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香港維持治安的人數及如何安排,陳佐洱作為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與英方代表作出艱苦悠長的爭論,而雙方所紏纏的,全都是數目字。因而想起當年我為陳佐洱看相時,曾經說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將來的出處,即使不是做生意,亦可能與經濟方面很有關聯。你對數目字沒有興趣,可是數目字偏要來紏纏你。”

    十五年後,時間證人終於來到了。陳佐洱在他的新著中,談及當年與英方的談判經過,不就是我對他所說的:“你對數目字沒有興趣,可是數目字偏要來紏纏你”麼?

    由此看來,時間確實是最佳證人,若要知道後運如何?有時是要耐心等候的。正如俗語所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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