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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乃濟 
時間是最佳證人
陳佐洱由女兒陳曦、陳晴陪同，主持著推介會
無論看相還是算命，都會分為前運與後運。前運是以前發生過的事，後運是以後才會發生的事。時常聽到有人說：某大師說的前運很準；惟是後運，便不是那麼靈驗了。
所謂後運，可以是在三兩日後立刻發生的事，亦有可能要等到三兩年、甚至是十年八載之後才顯現。後運是否說得準確，畢竟需要時間來證明。所以說，時間是最佳證人。
忽然提起這個話題，是因為最近在電視和報紙新聞中，看到了一位違隔多年的老朋友陳佐洱。他這次從北京到香港來，是推介新著《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在這本書中，透露了香港回歸前，他作為中方代表，所經歷許多不為人知的談判秘密。
認識陳佐洱，已是廿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去福建省採訪，得到福州中國新聞社的協助。那時候，陳佐洱剛卸下福州中新社社長的職務，被調往北京總社擔任台灣部主任。當時我曾經為他看過相，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陳佐洱投筆從政》，刊登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出版的《新玄機》雜誌。現摘錄其中片段：
陳佐洱接到調職通知後，十分煩惱。因為他的弟弟陳佐湟是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指揮家（我曾經與陳佐湟在深圳見過面，因為他行色匆匆，只是同吃了一頓午飯），時常在國外，父母則由陳佐洱照顧。老人家在福州住了幾十年，去到北京，是否能適應當地的環境呢？陳太太是福州公立醫院的醫生，要申請調往北京，也會有一番周章。
最大的煩惱，郤是當時台灣方面還未開放人民前來大陸，陳佐洱調任到北京去做台灣部主任，無異是投閒置散，就好像廣東話俗語所說的「擺咗上神樓」。他是個勇於任事的人，對於這次調職，實在很不開心。
十多天後，我的訪問行程告一段落，歸期在即。對於中新社同業的殷勤招待和在工作上的落力協助，很想表示一點感謝的意思，便和蘇靈犀秘書商量，打算請吃一頓飯來答謝大家。
蘇女士替我安排在福州市最有名也是最古老的福州酒家設宴。她的尊翁是福州市的前副市長，老人家在地方上很有面子。於是由蘇秘書出馬，央請一位已經退休的老師傅，特地為我們這次敘會來掌廚，專門做一味福建名菜佛跳牆。我預先把一千元人民幣交給蘇秘書，若是不夠便再補上。豈料這頓晚宴的開銷，只是五百多元而已。當時中國大陸的物價，還是很便宜的。
在席間，我說了一些看相的故事，以助談興。由於陳佐洱遠行在即，大家慫恿我替他看相，預測他今後的運程。
看陳佐洱的氣色，發覺他此時確實是驛馬星動，必須易地為良。於是我對他說：“這次北行，對你來說，是大吉大利，有著意想不到的機遇。別人擔任這個職位，那是無可作為。你郤不一樣，到職以後，就會突然忙碌起來，責任非常重大。”
大家聽我這樣說，表情都是半信半疑，因為他們都很熟悉社內的業務情況，實在想不出台灣部這個冷衙門，怎麼會突然熱鬧起來？他們提出疑問，我解釋說：“看相是不講道理的，因為世事多變，我只是依相直說而已。將來事情的發展，是否如我所說的那樣？那就須要事實來給答案了。”
我繼續替陳佐洱看相，說：“你這次去履任新職位，雖然會忙碌一陣子，事情也做得很完滿。不過，這個職位郤做得不長久。……”
有人打斷了我的話：“既然事情做得很好，這個職位又怎會做不長久呢？是不是論功行賞，老社長會昇職，那就值得可喜可賀了。”
我搖頭說：“這是一個新奇的機遇，與原來的職務無關。”
陳佐洱也問：“是甚麼機遇？”
我說：“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總之，這個機會來得很突然，誰都想不到。”
就在大家諸多忖測的時候，我再仔細端詳陳佐洱的面相，突然有所發現，便說：“會不會是下海做生意呢？”陳佐洱立即回荅：“我不會去做生意的，因為我對於數目字沒有興趣。最好的生活，就是看看書，寫寫文章。”
我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將來的出處，即使不是做生意，亦可能與經濟方面很有關聯，你對數目字沒有興趣，可是數目字偏要來紏纏你。”
“真的是那麼奇妙嗎？”大家都覺得看相這玩意很有趣。
過了不久，陳佐洱便去北京履任新職。他的座位還未坐熱，便遇到台灣記者李永逹和徐璐“偷步”去大陸訪問。由於兩岸媒體的目光都聚焦在此事上，陳佐洱這個新任台灣部主任，便忙得不可開交。這正好應驗了我為他看相時所說的：“這次北行，對你來說，是大吉大利，有著意想不到的機遇。別人擔任這個職位，那是無可作為。你郤不一樣，到職以後，就會突然忙碌起來，責任非常重大。”
當時我又說過：“這次履任新職，雖然忙碌，事情也做得很完滿。可是，這個職位郤做得不長久。這番話曾引起他的同事質疑，認為沒有道理。我當時的回答是：“看相是不講道理的！”
兩個台灣記者走了之後，陳佐洱這個台灣部主任便又清閒下來了。恰巧新成立的港澳辦事處，借用中新社新建成的大廈做辦公廳，港澳辦事處副主任李後時常與陳佐洱碰面談話。他很賞識陳佐洱的頭腦清晰，由於從事新聞工作，具有國際觀念，英語又說得好，正是與英國佬交涉的優秀人材。看到陳佐洱現時那麼悠閒，便邀請他過來做秘書。陳佐洱此時正是悶得發慌，也樂得有事可做，便不做新聞記者轉行去做官。這一次人生路程的轉變，陳佐洱官星高照，扶搖直上，到了香港接近回歸之前，他的官職是“港澳辦事處常務副主任兼中英聯絡小組中方首席談判代表”。在中英代表談判桌上，他坐在中方這一邊的中間，而且是面對著英方首席談判代表鮑雅倫的那個座位。
我還未買到陳佐洱這本新著，但新書的許多重要內容，已經被報紙揭露出來。看到這些內容的片斷，我不禁拍案說道：“最佳的時間證人，終於到來了！”
看到報紙摘錄陳佐洱新著的片斷，才知道這位本來與香港沒有一絲半縷關係的老朋友，在香港回歸祖國的緊要關頭，郤為香港人做了那麼多重要的大事。為了向港英政府爭取留下龐大數目的儲備金，又為了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香港維持治安的人數及如何安排，陳佐洱作為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與英方代表作出艱苦悠長的爭論，而雙方所紏纏的，全都是數目字。因而想起當年我為陳佐洱看相時，曾經說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老兄將來的出處，即使不是做生意，亦可能與經濟方面很有關聯。你對數目字沒有興趣，可是數目字偏要來紏纏你。”
十五年後，時間證人終於來到了。陳佐洱在他的新著中，談及當年與英方的談判經過，不就是我對他所說的：“你對數目字沒有興趣，可是數目字偏要來紏纏你”麼？
由此看來，時間確實是最佳證人，若要知道後運如何？有時是要耐心等候的。正如俗語所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 (本篇完)
